裕民银行助贷收缩背后：经营修复与重生-焦点观察

文/每日财报   张恒                                                              

近日，江西裕民银行公布了最新一期互联网贷款业务合作机构名单。相较2025年11月版本的“平台运营机构21家、增信服务机构15家”，本次分别缩减至16家和11家。

(资料图片)

这是该行在一年内对助贷合作版图的第二次重大调整——2025年11月，它曾反向扩张，将合作名单一次性增加11家平台运营机构和5家增信服务机构。短短八个月，从扩张到收缩，方向发生逆转。

与助贷“断舍离”同步发生的，是负债端的调整。2026年7月30日起，裕民银行在全渠道暂时下架2年期、3年期、5年期整存整取储蓄存款产品。

资产端与负债端同时“瘦身”，折射出这家江西首家民营银行、全国第18家民营银行，在国资入主后的第一年，正在进行一场全面的经营重构。

这场重构的背景，是我国民营银行群体正在经历的深层分化。2025年，19家民营银行中，头部与尾部的资产规模相差36倍，净利润差距超过百倍。裕民银行以205.48亿元的总资产，在19家民营银行中位居倒数第二；其0.16亿元的净利润规模，在已披露数据的同业中处于垫底位置。

在这样的行业坐标下，分析裕民银行的“减法”，需要先理解助贷模式对于民营银行究竟意味着什么。

民营银行自2014年试点破冰至今，已走过十一个年头。19家民营银行带着“补传统金融短板、服务中小微”的初心设立，合计资产规模如今已超两万亿元。

但在利率市场化与互联网流量的双重裹挟中，它们逐渐分化为两类生存样本：一类是背靠科技巨头的头部机构，凭借场景与数据红利高歌猛进；另一类则是扎根区域、依赖助贷合作方输送资产与风控能力的中小民营银行。

后者恰恰是最需要助贷的。它们自身网点稀少、流量稀薄，必须借助外部合作方的场景、数据与风控，才能把普惠贷款真正“放得出去、收得回来”。对这类银行而言，助贷不是可选项，而是生存线。

监管层面，政策主线始终是“规范而非禁止”。从2017年《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划定利率红线、叫停无资质机构的资金通道；到2020年《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框定出资比例与风控底线；再到2023年征信“断直连”整改、2025年助贷新规征求意见稿强调名单制管理与数据合规。

监管一边承认助贷的普惠价值，一边持续压缩套利空间、倒逼银行把核心风控与资本金实实在在地“揣进自己口袋”。助贷从未被禁止，只是被要求“长出自己的肌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裕民银行缩减助贷合作机构，显得意味深长。而要理解这场“断舍离”，先得看清助贷与民营银行是如何绑定的。

早期，双方以“联合贷款”形式合作：银行出资金、合作方出场景与流量，按比例出资共担风险与收益。而随着2020年互联网贷款新规划定出资比例上限、联合贷款退潮，“助贷”（银行独立放款、合作方提供获客与风控）成为主流。

在消费金融从线下走向线上的大潮中，这种绑定被不断加深——合作方掌握用户与数据，银行掌握牌照与资金，二者互补性强、黏性极高，几乎难以分割。

其他民营银行的实践可作参照。微众银行依托微信生态，以“微粒贷”连接超千家合作机构，把社交流量转化为普惠资产，净利润长期稳居百亿元量级；网商银行借支付宝场景，服务数千万小微商户，把电商数据沉淀为风控底座，净利润亦在三十亿元以上；新网银行则与美团、滴滴等平台深度嵌合，在出行与本地生活中获取客群。

它们的共性是：助贷合作极大地放大了资产规模与中间业务收入，使ROA长期维持在1%左右的行业较好水平，资本内生能力也随之增强。

当然，裕民银行的模式也很有鲜明特点。与头部机构“流量在外”不同，该行更倚重产业股东协同——股东在农业、商贸领域的客群，曾是其助贷资产的重要来源。同时，该行聚焦江西本地小微与“三农”，对公与零售并重，助贷既是规模引擎，也是客群触达通道。

这种模式在2020—2024年间确曾推动其业绩增长。营业收入从不到2亿量级爬升至4.66亿，净利润在2021年首度回正，资产规模稳步扩张。比如，2024年，裕民银行通过与平安融易、奇富科技、银联、中原消金等机构的合作，推动当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61%，净利润340.98万元实现扭亏为盈。可以说，是助贷模式让这家在2023年净亏损2.82亿元的银行，重新回到了盈利轨道。

因此，助贷曾经是裕民银行“做大规模、做厚客群”的关键一子，也为其2025年的修复埋下伏笔。去年该行实现利息净收入5.3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1.44%；营业收入5.34亿元，同比增长14.66%。助贷模式在国资入主前的困难时期，托住了裕民银行的资产规模和营收基本盘。

既然助贷模式如此重要，裕民银行此次为何主动收缩？答案或藏在三个层面的叠加变化中。

首先是监管层面的硬约束。助贷新规要求商业银行总行对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从严审批准入，并将综合融资成本管控在24%以内。

在过往36%利率区间，高定价可覆盖流量分成与坏账损失；而24%红线划落后，行业通用分润模型空间被大幅压缩——24%总融资成本中，资金、固定收益、担保费用、助贷拨备合计占用近19个百分点，留给平台的利润空间仅剩5至6个百分点。

民营银行因缺少线下网点、存款来源单一，综合资金成本普遍达到4%至5%，高出大行1个百分点以上，扣除刚性资金支出与不良损失后，与部分中小助贷平台的合作盈利空间近乎归零。成本倒挂之下，终止合作成为必然。

其次是消费市场环境的变化。2026年一季度，民营银行净息差3.62%，虽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但单季度环比大幅下滑21个基点，降幅居所有银行类型首位。资产端收益率下行与负债端高息存款成本刚性，形成双向挤压。

裕民银行同步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正是为了压降付息成本，这与缩减助贷平台是同一逻辑下的“资产负债联动管理”。

第三，也是最深层的动因，是股权结构的根本性重构。《每日财报》梳理裕民银行的股权变动时间线如下：

2019年5月，由正邦集团、博能实业等9家江西民营企业联合发起设立，注册资本20亿元。正邦集团持股30%为第一大股东，博能实业持股29.5%为第二大股东，民营资本占据绝对主导。

2022年起，两大核心发起股东正邦集团、博能实业先后陷入债务危机。正邦集团作为昔日江西民企标杆，因生猪周期下行出现资金链断裂；博能实业则因与红谷滩城投的债券交易纠纷（涉案约3.24亿元）被列为被执行人。

2024年8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南昌金融控股受让正邦集团持有的6亿股股份，南昌金控以30%持股成为第一大股东。这是监管部门首次批复国资入股民营银行。

2026年4月21日，博能实业所持5.9亿股（占总股本29.5%）被司法拍卖，评估价合计7.55亿元，以5.28亿元底价（评估价七折）成交。南昌市红谷滩城市投资集团以3.58亿元竞得4亿股（对应20%），南昌水业集团以1.70亿元竞得1.9亿股（对应9.5%）。

股权交割完成后，裕民银行国有股权占比从30%跃升至59.5%，迈入国资绝对控股行列。

可以想见，国资入主后，南昌金控、红谷滩城投、南昌水业集团等国有股东，必然要求银行经营符合地方金融稳定大局，过往“跑马圈地”式的助贷扩张模式与新股东的审慎诉求相悖。且原民营大股东的风险出清，也会使得该行有条件重新审视与这些股东关联方可能存在的隐性合作，进而推动助贷合作名单的“净化”。

将国资入主与缩减助贷平台两件事结合起来看，逻辑链条清晰可见：新规提高了合规门槛，国资入主同样也提高了风险偏好门槛，叠加原民营股东风险暴露降低了信任基础。所以该情况下，裕民银行选择主动收缩助贷版图，将资源更集中于优质合规合作方。

在最新的助贷名单中，就体现了这一点。该行终止了与众利数字、融联世纪、全民钱包、信合元等机构的合作，移出广西恒润、中融信、海大富林、平安融易等4家增信服务机构，同时新纳入深圳分期乐、南昌数字经济产业2家合作机构。

这种“淘汰长尾、引入优质、本土补强”的调整方向，正是国资风控逻辑的体现，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合规风险，减少与投诉多、资本实力弱的机构合作带来的声誉损失；同时也契合新规要求，为后续监管评级和业务准入创造空间。

回到2025年本身的经营账本，裕民银行交出了一份“看似亮眼、实则承压”的成绩单。

（1）营收与利润端。2025年裕民银行实现营业收入5.34亿元，同比增长14.66%；净利润0.16亿元，增幅高达355.61%。对于一家开业仅七年、前期持续投入的民营银行而言，连续实现正盈利并开始消化历史亏损，说明其商业模式至少已越过“烧钱换规模”的最艰难阶段，进入自我造血的临界区间。

不过，这份数据的“成色”值得推敲。净利润355.61%的超高增速，其实是建立在上年极低基数之上——2024年净利润仅340.98万元，2023年更是净亏损2.82亿元。0.16亿元的绝对净利润水平，对于一家总资产超200亿元的银行而言，盈利能力依然羸弱。

横向对比，在已披露2025年业绩的19家民营银行中，裕民银行营收排名倒数第3，排名第一的微众银行营收是其68倍，排名第二的网商银行是其38倍；该行与三湘银行、新安银行的净利润均为0.16亿元，并列尾部，而头部微众银行净利润110.12亿元，是裕民银行的709倍。

进一步拆分收入结构。裕民银行的收入高度依赖利息净收入，2025年利息净收入5.31亿元，同比增加1.27亿元，是营收增长的全部来源。具体来看，利息收入仅增长4.63%，而利息支出大降19.77%，其中存款利息支出由4.04亿元降至3.21亿元，减少约0.83亿元。

若按平均存款余额测算，裕民银行2025年存款付息率由约3.1%降至约2.4%，降幅近70BP。这背后是该行前期高息揽储产品陆续到期重定价，叠加市场利率下行周期的红利。

在民营银行普遍负债成本偏高的背景下，裕民银行抓住利率下行窗口压降付息成本，是2025年业绩改善中最扎实、最真实的部分。

但与之截然相反的却是，该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0.3亿元（支出大于收入），延续了2024年-0.43亿元的负值状态。这意味着，裕民银行非息业务收入能力薄弱，中间业务尚未形成有效支撑。

（2）资产规模端。截至2025年末，其资产总额达205.48亿元，较年初减少2.62亿元，降幅1.26%；贷款余额120.71亿元，较年初减少0.31亿元，降幅0.26%。规模不增反降，这是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信号。

对于银行而言，资产规模收缩意味着未来利息收入增长空间受限。对比同业，微众银行总资产突破7000亿元，网商银行超5000亿元，即便同为尾部梯队的新安银行，总资产也有244.32亿元，裕民银行205.48亿元的规模在19家民营银行中排名最后。

但从业务结构看，裕民银行其实有一定亮点，主要为存款稳步增长，零售转型持续推进。

存款端，各项存款136.99亿元，增长4.56%，其中个人存款由93.41亿元增至122.74亿元，大增31.4%，客群基础向零售端明显迁移；贷款端，个人贷款余额57.39亿元，增长9.62%（个人消费贷39.58亿元，+13.34%），占贷款总额比重升至47.5%。

年报亦披露其为近2万户小微客户提供服务。作为定位“数字普惠”的民营银行，裕民银行零售与普惠资产占比提升符合其战略定位，也符合监管导向。

（3）成本端，费用管控与降本增效见效。2025年该行业务及管理费仅增长3.07%，远低于营收增速，成本收入比由50.81%降至45.68%，改善5.13个百分点。对于尚在盈亏平衡线附近的银行，费用刚性的打破意义重大，说明该行管理层在人力成本、折旧摊销上执行了实质性紧缩，为增厚利润开辟通道。

资产质量是衡量一家银行经营健康度的核心指标，裕民银行2025年在这方面的表现喜忧参半。

账面看，不良贷款余额2.31亿元，不良贷款率从2024年的2.04%降至1.92%，实现了“双降”。但这一水平仍远高于行业均值——据金融监管总局数据，2025年末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1.50%，裕民银行仍高出42个基点。

在民营银行板块内部对比，裕民银行这一不良率处于末游水平，在已披露2025年该数值的17家民营银行中，其排名倒数第二，与排名靠前的金城银行1.14%、振兴银行1.25%、锡商银行1.36%的优秀水平，相差较大。且考虑到该行贷款结构中零售与消费类贷款占比较高，潜在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不良率压降的另一面，是逾期贷款的激增。2025年末，该行逾期贷款总额从2024年末的5.35亿元上升至5.72亿元，增幅6.92%，逾期贷款余额相当于不良贷款的近2.5倍；逾期率4.74%，较2024年的4.42%增长了0.32个百分点。逾期是不良的“先行指标”，增速加快，预示着未来不良生成压力将持续加大。

另外，按照审慎的风险分类原则，该行年末逾期30天以上贷款合计约4.12亿元，已明显超过2.31亿元的账面不良余额，提示不良认定标准偏宽松，存在分类下迁压力。尤其是逾期361天以上贷款一年内增长高达61.94%，说明长账龄风险资产在持续沉淀、处置消化速度跟不上生成速度，实际资产不良将面临上行压力。

拨备覆盖率的下滑同样值得关注。2025年末拨备覆盖率为150.01%，较2024年末的160.72%骤降超过10个百分点，已触及监管120%-150%的危险边缘，是民营银行中最低的，与三湘银行152.19%共同逼近监管红线。

在逾期贷款大幅攀升的背景下，拨备“安全垫”反而被削薄，该行未来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利润调节空间均受到严重挤压。这意味着，如果2026年资产质量进一步恶化，拨备计提压力将直接吞噬裕民银行本就微薄的净利润。

客观地讲，2025年裕民银行管理层在内外部环境不太友好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代价可控的“收缩式自救”。压成本、缩风险资产、转零售、大力核销，使基本盘起暖回升、整体质量改善，经营纪律和风险处置力度值得肯定。

但必须同样客观地指出：利润的“成色”不高；逾期、关注类等前瞻指标显示真实风险仍在累积；收入引擎单一且负债结构趋于刚性；规模与盈利的天花板始终存在。裕民银行尚未走出“高信用成本—低盈利—资本内生不足—被迫缩表”的循环，2025年只是在这个循环中赢得了喘息，而非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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